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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周、北京春秋時人做了不少四言詩，昌平草擬了貴族間各種禮儀的區(qū)民節(jié)目單或細則；還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辭、爻辭；春秋時諸侯國按年月日寫下來的國舊大事記即“春秋”或“史記”。這些，書回收用都歸祝、為更務(wù)史們掌管。好服其中除大事記是北京后來史書的雛形外，其余所有的昌平仍都沒有編成書，只能算檔案，區(qū)民或稱之為文獻。國舊到春秋末戰(zhàn)國初，書回收用學(xué)術(shù)文化從祝、為更務(wù)史手里解放出來，好服孔子以及戰(zhàn)國時的北京學(xué)者才把積累的檔案文獻編成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教材，作哲理化的講解。這些教材叫做“經(jīng)”，講解經(jīng)的記錄編寫后叫做“傳”或“說”，經(jīng)、傳、說以外的記載叫做“記”。
同時，戰(zhàn)國各個學(xué)派即后人所謂先秦諸子也有不少論著，并出現(xiàn)了自然科學(xué)技術(shù)方面的專著。這些經(jīng)、傳、說、記和先秦諸子論著、科技專著才是中國早的書，早的古籍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著錄的早的書也就是這一批古籍。以后收入列朝公私書目屬于經(jīng)、史、子、集的各種著作，在今天也被公認為古籍。
因此，把清代末年作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為下限來得合適。當然，這個下限仍舊是粗線條的。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(nèi)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，如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或舊體詩文集之類，一般仍可劃入古籍范圍。采用新體裁對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釋，才不叫古籍，而算作對古籍的整理研究。
中國的古籍在數(shù)量上以用漢文撰寫的為多。此外，還有用滿、蒙、藏、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，也是中國的古籍。只是因為整理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專門學(xué)問，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漢文的不盡相同，因此通常所謂整理古籍只限于漢文的古籍。
隨文釋義的注疏向來有很多名稱，初叫做“傳”，叫做“說”，“解”，也稱為“詁”“訓(xùn)”，后來又有 “箋”、“注”、“詮”、“述”、“學(xué)”、“訂”、“?！?、“考”、“證”、“微”、“隱”、“疑”、“義”、“疏”，“音義”“章句”等別名。
這些名稱有的名異實同，有的意義微殊，有的互相結(jié)合，成為新的名稱，如“訓(xùn)詁”“詁訓(xùn)”“解詁”“校注”“義疏”“疏證”等，其用途各不相同。
（作者：新聞中心）